怀念我的二姐

谨以此文，怀念我亲爱的二姐。逝者已矣，生者共勉。

1.这一天不平常

年1月3日，上海，一个平常的晚饭时间。我接到二姐的电话，二姐在电话那头几乎是喊着哭诉：“我要死了！”我心头一惊，首先想到的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是爸妈？是姐夫？接着我听到了一个从未想过的消息：二姐在妇幼保健院查出腹部有两个拳头大的肿块！二姐在电话那头哭着央求我答应她：如果是癌症，就放弃治疗，不要化疗，不要人财两空！——这一天不平常。

年4月26日，郴州，一个平常的下午5点。当我打出这个日期时，泪水止不住喷涌而出，在这以前的任何一刻，我从未有过哪怕一丝这样的准备，我亲爱的二姐在这一天这一刻，因淋巴癌两次化疗无效，离世了。这一天，离我二姐38岁生日还差8个月零3天。——这一天不平常。

年9月4日，伊斯坦布尔，一个平常的早上八点，我照例打扫了整个房间，看着晨光洒在一尘不染的地板上，儿子熟睡得像天使一样，我感到无比的满足。每当这种满足感升起来时，我又会情不自禁地开始想念我的二姐，没人的时候，我就会放声大哭。是的，我内心的那个洞，那个因为失去二姐不能复得的洞，现在就空空洞洞地摆在那里，我决心在今天为二姐写点什么，也为慢慢填平内心的那个洞。——这一天不平常。

2.初入院

我在得知二姐生病的第二天就从上海赶回了老家郴州。前一天晚上，我医院工作的同学，当天晚上同学就告诉我，情况可能不乐观。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很乐观的。我对癌症几乎一无所知，我还在电话里拼命安慰二姐，也许是急性水肿？也许是什么发炎了？总之，怎么可能是癌症呢？你这么年轻，再说癌症是慢性病，怎么可能突然长出两个这么大的肿瘤呢？

当我推门进入二姐家时，看到二姐正坐在对门的沙发上，爸爸妈妈，二姐夫和侄儿果果都在屋里。二姐穿着几年前我买给她的紫色棉睡衣。二姐冲我笑，我也冲她笑，我那时根本就不愿想二姐会患上什么大不了的病。

第二天早上，大家商量好，我送七岁的果果去上学，医院。当我送完果果从校门口走出来时，意外地远远看到二姐和二姐夫正对面走来，现在回忆那一幕时，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多么希望哪一天、还能在哪个街角，意外地远远看到我亲爱的二姐向我走来！

很快，二姐入院了，主治医生是我同学。同时，我也开始在网上科普关于癌症的知识。现实是残酷的，当我对癌症还是一知半解时，我同学告诉我，按照检查的结果，几乎可以诊断二姐是卵巢癌，并且按症状推断已经是晚期了。因为癌症的诊断和治疗必须要确切地检查出癌细胞，所以最后的确诊需要再等一些天。于是我把科普方向集中到了卵巢癌，了解到这是一种治愈率很低的凶险癌症。

那天晚上，我和二姐夫并头坐在他家的卧室里，两个二姐最亲近的人，此时默默无语。我把同学和我的谈话告诉了二姐夫，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安慰他。我敢说，那时我还是乐观的，癌症，我们不怕你！我二姐还年轻，她会战胜你的！

那个时候，二姐的肚子里涨满了腹水，已经压迫到内脏。首先要做的是把腹水慢慢地放出来。放腹水前，我同学说这只是个小手术，但二姐担心得要死，她说她很怕疼。

那天我陪着二姐，一直进了小手术室，因为是无菌操作，我不得不退了出来。我不住地鼓励二姐，告诉她医生是我同学，一定会小心仔细的。那时的我们，哪曾想到，相对于日后的三个多月来说，这个小小的腹腔插管手术，究竟算得了什么伤痛呢？

3.二姐生平

我的二姐，出生于年农历11月11，属蛇，名许玲慧。二姐在家里排行第三，上面有大姐，哥哥，下面有我。妈妈怀上二姐却并不知情，身体不适去看乡里的赤脚医生，结果赤脚医生开了许多剂中药让妈妈煎服。后来妈妈每每说起这事都说，那都是些破胎的药呀！服了赤脚医生的中药不见效，爸爸带妈妈到城里看医生，把脉才知道，妈妈是怀孕了。

于是，二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就是这样一个在破胎药下都不屈服的小生命，她是多么坚强地渴望降生在这人世间！二姐小时候的外号是“粉丝厂长”，因为她经常挂着鼻涕在脸上。大家也叫她“邓八”——这是我们那一带对行动呆笨人士的代名词。二姐从小就体弱多病，大概行动也不很敏捷。

在家里，二姐和我年龄挨得近，所以我们最亲密。二姐从小就爱护我。每天晚上，二姐和我还有妈妈三个人睡一个被窝，我和妈妈睡一头，二姐自己睡一头。二姐最爱摸我的手和脚，她总说我的小手小脚肉嘟嘟的。

在我的记忆里，二姐吃东西很慢，就像她的外号“邓八”一样，一个苹果分两半，我总是三口两口就吃精光了，二姐的却还有一大半，于是二姐就把自己的苹果分给我吃。吃冰棒时（那时我们村可不是人人都能吃、天天都能吃的），我总是大口大口用牙齿快速地咬，二姐却是用舌头慢慢地舔，她说她牙齿怕冰。可以想象，两个冰棒我大概吃了一又四分之三，二姐吃了四分之一。

就是这样，我的童年在二姐的爱护下，肆无忌惮地快活着。夏天的中午，我每天都不知疲倦地在屋外抓蜻蜓找蚂蚁，把自己晒得黝黑黝黑，开心了就笑得在地上打滚，而记忆中二姐却似乎从不这样。二姐上学了，我哭着喊着也要上学，有时候，二姐就把我背到学校，塞在课桌底下。后来，我也上学了，二姐和我的成绩都很好，几乎是二姐考上哪个学校，我就跟着考上哪个学校。初出门的怕生、想妈妈、想吃肉。。。都在二姐的安慰下慢慢地度过了。

一切都很平常。不幸也许是从二姐13岁那年开始的。那一年，二姐被过继给了姑妈。姑妈是乡村小学的老师，一生未嫁，我身边多数人都说姑妈是个性情古怪、难以相处的人（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绝对的评价）。爷爷奶奶临终留下遗言给爸爸，必须要过继一个子女给姑妈，好解决姑妈的养老之忧。

就这样，我家和姑妈家，两个家庭的纠葛，就此延续了25年。

内心里，二姐一定是不愿意被过继的。但那时我们都还小，谁能真切地理解这过继意味着什么呢？姑妈在村小教书，我和姐姐在县上的三中上学，每逢月假回家了，二姐就得奉命去姑妈的学校，和她一起吃住生活。从我们这个火热的大家庭分离出去，对二姐来说多么痛苦！她多想和我们大家多呆一会！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姐成了姑妈名义上的女儿。二姐上学的费用多数由姑妈承担，但很多时候，因为闹了矛盾，二姐并不愿意开口问姑妈要钱，所以爸妈就偷偷接济二姐。多数时候，二姐都赖在我们家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去和姑妈住在一起的。

在二姐结婚前的十几年里，二姐和姑妈的关系，每次都是我们家庭团聚讨论的核心问题。她们合不来，二姐无法和姑妈亲近得如同一家人，姑妈就生气、咒骂甚至摔门。我永远都记得那一次，二姐又从姑妈那里受了气，坐在台阶上哭，我坐在旁边，跟着哭。那天我们两个人在台阶上哭了好久，我怎么说二姐都止不住地哭。我从二姐的哭声里面，感受到了她近乎绝望的心情，我清楚地记得，我对二姐说：姐姐你别哭了，等我长大了，赚了钱就把钱还给姑姑！——二姐啊二姐，就是在这样一种绝望无助的心境下，你还顽强地成长着！

还有一次，二姐因为从姑妈那里受了气，离家出走了。全家人到处找也找不到，妈妈以为二姐寻了短见，在沙发上急得失去了神智。后来，总算找到了二姐，但全家人也是心惊胆战。——二姐啊二姐，就是这样一个连破药都不能打掉的顽强生命，你怎么可能自寻短见呢？

再后来，二姐和我双双考上了县一中，再后来，二姐上了郴州师专，我读了大学，继而读了研究生。那时我们兄弟姐们都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还是一年放假时，大家都回家了，又开始讨论起二姐和姑妈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那一年姑妈和二姐还有我们家，吵得特别凶。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冬天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灶前，姑妈坐在餐桌那边，已经是律师的哥哥提出，大家这样吵也没什么意思，就解除过继关系吧，已经发生的经济费用，我们作价补偿给姑妈。这个提议可谓伤透了姑妈的心，也许她到现在还因为这一点记恨着哥哥。但这也由不得姑妈了，所有的人都看着二姐，等着她表态。那时二姐却说：我不会和姑姑解除关系的。——二姐啊二姐，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宽厚的二姐，你怎么愿意背负背信弃义的骂名呢？

就这样，我们都毕业了、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二姐结婚以后，在姑妈的部分资金支持下，在城里买了房子，小两口和姑妈住在了一起。二姐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乡下考到了城里初中当物理老师。二姐夫还在乡下初中教书，每个周末回家。开始的日子还风平浪静，虽有些小摩擦但不至于像读书时那般窘迫了，毕竟二姐有了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工作。我们这个大家庭每次聚会的核心问题，也不再是二姐和姑妈的关系了，毕竟二姐已经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决定能力。

事情真正的恶化应该来自于二姐生孩子以后。姑妈因为一生从未生养，对于伺弄小孩完全没有经验。于是，二姐的公婆开始进入这个家庭影片承当角色。二姐的婆婆在家里也是主事的人，于是，二姐和婆婆，婆婆和姑妈，姑妈和二姐。。。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一向甩手掌柜的二姐夫，也不得不登上了家庭影片的银幕。

因为姑妈与二姐夫的家人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二姐夫大概再也无法与姑妈和平相处了。于是他采取了冷战的态度，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二姐夫与姑妈形同陌路。家里虽然听不到枪炮声，却处处隐藏着杀机。用我侄女的话说，她每次来这个家，都感觉很难受，姑妈每天都在三点一线（姑妈的卧室——洗手间——厨房）不停地咒骂二姐的一家三口。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所有的人，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住就是十年！姐姐患癌症后，我不断地反省，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一个答案，是因为二姐的善良和自尊，吵得再凶，她也不愿意和姑妈一拍两散。另一个答案，是因为二姐和二姐夫缺乏果断，既然无法和平共处，就应该早点迈出分开居住的第一步，尽管可能需要付出一时难以接受的代价。

4.唯一的夙愿

二姐住院的第一天晚上，我怕她寂寞，医院里。二姐怕我辛苦，就让我一起躺下，我们头并着头躺在一张床上，这是多少年都没有的了。自从各自成家以后，我和二姐各忙各的，其实很少通电话，但血肉亲情是任何时候都无法阻隔的，一旦大家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二姐都会第一时间通电话，互相疏导情绪，商量解决办法。和我相比，二姐是心绪比较重的人，有时候爸妈和嫂子闹了矛盾，我在电话里听了这些事情的当时会很难受，但到了睡觉时就睡了，但二姐告诉我，只要家里谁有事，她就会整夜整夜睡不好。

那个住院的夜里，我笑着问二姐：姐姐，如果你现在没生病，也没什么条件限制，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我那时倒不是想要帮二姐实现什么夙愿，而是想激起她对生活的热情，让她有勇气面对接下来的癌症治疗。

二姐对我说，她是个没有什么大抱负的人，不期待有多好的事业，也没什么爱好，不像别人喜欢到处旅游，还真说不上来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了。那时我就没说什么了。我想到这两年来，二姐的心境比以前好了很多，电话里头她还会因为我抱怨与老人家相处的种种麻烦而安慰我，她说她觉得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对姑妈也不像从前反感了，甚至感激姑妈帮着他带大了果果。我有时甚至都挺羡慕二姐，竟在这样恶劣的家庭风浪中锻炼出了如此平和的心态，也许这就是时间熬出来的智慧吧。

第二天，二姐对我说，夜里又想了我的问题，她觉得，其实有一件事情她挺想的，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我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一家三口，就是除了姑妈外的一家三口。这是二姐得了癌症之后才活出来的智慧，也道出了她内心深处最难以言诉的渴望。

其实我都能猜到，如果有那么一件事情，就一定是这件事情！那个时刻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如果二姐还有机会接受常规的化疗，我一定要在治疗走上正轨以后，帮助和鼓励二姐一家三口实现这个愿望。我还迫不及待地与爸爸商议了我的想法，爸爸也表示支持。

可是上天残忍呀，就连这样一个愿望也没能让二姐实现！

5.诊断

开始住院其实也没什么事，不过是等着确诊宣判。二姐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发现太晚，腹水太多，医院不推荐做腹部穿刺从卵巢肿瘤上取样，而是建议先从腹水中取样，若发现有脱落的癌细胞即可确诊。

第一次腹水化验结果，没有发现癌细胞！这个消息对于并不熟悉癌症的全家人来说，是个地道的好消息，爸爸妈妈都来问我，是不是说明不是癌症？我没有这么乐观，我侥幸地想：是不是说明没有扩散？我跑去问我的医生同学，她告诉我，腹水中没有发现癌细胞，什么都不能说明，因为能脱落到水里的癌细胞本身就比较少，取出来的一点点水里，是可能没有的。只能继续抽取，直到找到癌细胞才能确诊。

升起的希望马上就破灭了，毕竟我们对癌症都太无知了。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了，找到了癌细胞！有救了，终于可以开始治疗了吧？结果却令人费解，这回是令我的医生同学也费解了，找到的是淋巴癌细胞，并非之前已经有90%把握的卵巢癌细胞！因为找到的癌细胞数量不多，化验结果上闪烁其词地说“疑恶性淋巴瘤”。

这下所有人全都傻了眼，连主任也没了准话。我想到了带姐姐去上海，我医生同学也说了，上海的医疗条件肯定比郴州好，确诊了以后如果需要手术就在上海，常规化疗可以回到老家做。她建议我先带着化验结果回上海看医生，有谱了再让姐姐来上海。

于是，我就一个人，带着姐姐的各种检查报告，回了上海。

复旦大医院，人山人海。我挤在人堆里，心里感激同事已经事先帮我挂好专家的号，我从未想过，我有一天并且是这一天会闯医院。看病的是一个妇科肿瘤专家，老医生看了化验报告，说这是淋巴癌，不是卵巢癌，她看不来的。好心的老医生带我到另外一个诊室，叽咕了一通上海话，结果是她推荐的医生下午上班。她帮我写了一个纸条，恳请下午的医生帮我加号，她还叮嘱我可以拿着纸条到挂号窗口试试运气。

我感叹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医生没多时，眼睛便被泪水模糊了，因为我拿着纸条到挂号窗口时，工作人员立刻冷眼冷语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就这样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终于那个医生来了！我踯躅地进去央求他加号，他正眼也没看我，告诉我，这种情况，医院取样的腹水标本寄过来，医院做了化验再说。

于是，我就这样离开了诊室。接着是漫长的等待，标本寄过来了，化验结果令人振奋，复旦大学医学院细胞室给出了确切结论“属恶性淋巴瘤”。那天我找不到专家号，挂了一个普通号，上海的医生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这个化验结果只能说明是淋巴癌，但离开始治疗还差一步，就是确认是哪种淋巴瘤亚型。

我的科普方向也从卵巢癌一下子转向了淋巴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癌症的确诊竟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淋巴癌也不止一种，有两大类亚型，每个亚型里又有不同分类。如果能确诊是哪种亚型，那用药就会相对更加精准。

我咨询医生同学，如何确诊亚型，她说还需要找到更多的癌细胞才能化验出来。最好的方式是腹部穿刺，在肿瘤上取样。但他们十分不建议这样。他们的建议是，采用高概率亚型的治疗方案，该亚型占所有淋巴癌的90%。如果化疗有效就说明治疗方向正确，如果无效再更换方向。

我对这样的治疗策略始终有些没底，因为他们的方案和上海医生的建议完全背道而驰。我鼓励二姐来上海确诊，医生同学也赞同。于是我买好了二姐、二姐夫和爸爸三人来上海的高铁票，并且挂上了淋巴癌的专家号。

似乎是命运捉弄人，出发的前一天，二姐说她不想来了，一来她觉得郴州的方案可以接受，医院等了接近半个月了，士气已经非常低落，这两天站都有些站不住，坐火车怕昏倒，还担心她那不断增加的腹水。

我在电话里不住地劝二姐，但我也不能说得很绝对。我没有一点把握，二姐到了上海会是何种局面，也许等着做穿刺手术就要等上十天半个月！这对于一个癌症晚期病人来说，是多么珍贵的时间！即使做上了穿刺手术，结果出来了还不能保证有床位，那要等多久呢？。。。就在这样的矛盾中，我十分不情愿地同意了二姐的意见。

那天本该是二姐他们乘动车来上海的日子，医院计划给二姐第一次化疗的日子。我提前已经挂了下午的淋巴瘤专家号，虽然他们不来了，医院跑一趟，希望能听到一些佐证，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没想到，那个专家医生竟然也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淋巴癌的治疗，医院是一定要确诊是哪种亚型才开始治疗的！我说那病人已经病得很急了，就不能采取大概率么？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一旦没有确认是哪种亚型就开始化疗，那后面的治疗会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这个词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到现在我也不禁自责，我觉得我那时应该坚持让二姐来上海确诊，可我却默许了她留在老家！

我垂头丧气地从诊室出来，立刻给二姐打电话，我还有个侥幸心理，希望她还没有开始化疗，这样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下。结果是，我还没开始说这边医生的说法，二姐就告诉我她已经做完化疗了。

我把准备好的话，以及上海这个淋巴癌专家的话全部咽回了肚子，直到二姐去世，我也没有对她提及，我不想二姐多一个潜在的悔恨。但我确实对自己多了一个懊恼！

6.第一次化疗

与后面的腥风暴雨比，医院是这点懊恼又算什么呢！第一次化疗后，二姐在竟意外地发生了严重的心衰，被迫转入ICU。医生同学告诉我，二姐的病情非常严重，据他们推测，二姐应该是在化疗前就有、或者是先天就有心脏病，她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心脏的健康程度甚至如同六十几岁的老人。她说，二姐说不定就挺不过这一关了。

我在第二天赶回了郴州。那天晚上，我由医生同学带着进入了ICU，从前，ICU这个词对我就像传说一样。我远远地看到躺在床上的二姐，二姐呀二姐，这么顽强求生的你，为何如此多灾多难？

没几日不见，我亲爱的二姐，已经瘦到不成人形，瘦弱的她，躺在ICU的病床上，戴着氧气面罩，奄奄一息，我恍惚觉得我像是在演电影，这不是真的，可这的确是真的！

那些无助的日子，我要么陪在ICU外面的房间里，要么借送饭之机溜进ICU。因为二姐十分不适应ICU的生活，只要没有亲人在里面她就烦躁不安，我和二姐夫只好时时厚着脸皮央求ICU的医生和护士放我们进去。

在那里，我看到了人生百态里从未看过的情形。那里十几张床，住的几乎都是在和死神殊死搏斗的病人，二姐算是最年轻的。ICU里整天都有成堆的护士值班，心电监护仪嘟嘟地响个不停，病人的哀嚎声、痰鸣声此起彼伏，还有病人时不时地送过来抢救，插气管、尿管、输血。。。二姐说她还看到有抢救失败死亡的。

我在ICU陪着二姐时，一般不敢和她说话，怕被医生护士赶出去。我只是默默地替她擦洗、按摩。我讨厌这个地方，我多么渴望二姐能早日离开这里！二姐的心情比我们任何人都煎熬，她一定不想死，她答应了我要好好接受治疗的！她还说，她想回家过年。

勇敢的二姐，真的挺过了这一关！心率慢慢地恢复了，二姐被转到了楼上的心内科。终于出了ICU，这是一个你进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想进去第二次的地方，二姐也说，她再也不想进去了。

二姐恢复得不错，大概也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医院陪着二姐，她已经能说话了。一家人情绪有所缓和，我也请医生同学来看望二姐，她建议我们做一个CT，看看化疗以后肿瘤的变化情况。

CT的结果令人振奋，两个拳头大的肿瘤，已经缩小了70%！这表明化疗方案对二姐有效！医生同学数次向我解释，癌症的治疗没有绝对的方案，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比较确定的是，癌症的治疗方案就是以“有效性”为指导的。二姐是幸运的，她找到了对自己非常有效的方案，这在肿瘤的治疗里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太替二姐开心了！但同时，令大家难过的消息是，CT结果也同时测出了二姐气胸发作！于是，又是一次可怕的皮肉之苦，一根粗粗的管子，直接插入了二姐的胸腔，要从肺部导出气体。看着导出管子里模糊的鲜血，一家人又难过又心疼，只希望厄运赶快过去。

二姐的体重降到了六十几斤。

7.暖暖的团圆年

气胸治疗稳定了，我也回到上海了，毕竟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部门的小伙伴都眼巴巴地等着我回去安排年终总结的工作。

我在回去的路上，暗暗下定决心，我要每天都打电话给二姐，鼓励二姐。从电话里，二姐的声音慢慢恢复了中气，她还是说她想回家过年。我那时觉得这完全不可能，我就开玩笑对二姐说，过年医院，在病房里摆一大桌年夜饭！

结果，顽强的二姐，还真的恢复得很快，到过小年时，已经行动自如了，体重也恢复到了七十几斤。——二姐呀二姐，这就是意志的力量，你那么渴望全家过个团圆年，你就努力地实现了！

全家人真的好开心！我动身回家过年，这一年，我们大家庭的六口人，带着各自的老婆老公儿子女儿，全都上生养我们的那个小村庄过年。那心情，真的像意外中了彩票大奖一样，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年真能和刚从鬼门关里逃出来的二姐一起过年！

这也是我们过得最温馨和新颖的一个年。腊月二十九，我在门前的大桂花树下搭起了小灶，号召孩子们去山里捡来了柴火，再偷偷摸摸地组织孩子们练习主持人、准备节目。那天晚上，我们生起了篝火，一家人搬了凳子，围坐在篝火边上，由果果和豆豆主持，我先上场唱了一首《蜗牛与黄鹂鸟》热场，大人小孩开始轮流表演节目，每个表演的人还有红包抽奖机会呢！

二姐唱了一首那英的《春暖花开》，二姐唱歌很好听，高中时还在学校联欢晚会上领唱《相约》呢。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二姐优美的歌声，和篝火映衬下二姐和二姐夫开心的笑容，那时我们大家心里都升腾着希望，对生命、对家人的爱，让我们全家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这真的是一个快活的春节。天气暖暖的，我陪着二姐在沿河风光带上散步，孩子们就在我们前后跑着闹着，我们时不时停下来拍照，说说笑笑无比惬意。我们还步行几里路，去小时候我们种地的地方采草莓，草莓棚里的草莓长得那个好呀！老板像个监工一样盯着我们，不能在采摘的同时吃草莓。我调皮劲发作了，和二姐商量，他们不让我吃，我偏要吃，姐采的就是边摘边吃的乐趣！

出了草莓棚，二姐也笑着对我说：我可是不管他，乱七八糟吃了一大推。我好开心，仿佛回到了我们一起调皮捣蛋的童年，多么希望时光定格在那一刻，多么希望我们不曾长大！

8.广州求医

过了年，我们各自回了工作岗位。在电话里头也不住地传来好消息，二姐说她现在能吃得很，每顿都恨不得吃三碗饭。那个时候，爸妈仍旧留下来照顾二姐，妈妈看着二姐这么能吃，也很欣慰。二姐的体重上升到了七十几斤。

但我心里的那个懊恼的节始终没有打开，感觉自己没有尽全力张罗二姐治病的事，毕竟从开始到那时，医院看过。于是我和二姐商量，如果她嫌来上海太远，那就去广州吧，有哥哥带着也行，虽说第一次化疗效果很好，医院看一下，大家总有些不放心。

哥哥也支持我的提议，于是联系好了广州的专家。广州的专家建议先做一个PET检查，这是一项精度很高的CT，检查费用也非常昂贵，单次检查费用就接近一万。

我起初有些担心向来勤俭的二姐不会接受这么昂贵的检查，但我分析了必要性之后，二姐接受了。于是，二姐和二姐夫乘车来到了佛山哥哥家，等待PETCT的检查。等待的几天里，有一天二姐给我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她从郴州来佛山那天，她生病以来从来没哭过的果果哭着说：“妈妈，你要早点回来！”二姐哭着说她想果果了。

广州之行其实有些徒劳，等了几天的PETCT结果出来，并未对后续治疗有大的指导性。检查医生甚至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在后续的手术中找到可以做切片的肿瘤。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就是上海医生所说的“一塌糊涂”吧，因为第一次化疗已经把最大的两个肿瘤消除了。找不到肿瘤切片，就还是无法确认淋巴瘤的亚型，无法确认亚型，就只能继续大概率方向的治疗策略。

但我们确实没有放弃努力，二姐继续等在佛山，医院根据PETCT的结果，认为在脖子处有一个肿瘤可以切片，于是安排了一次取肿瘤切片的手术。痛苦的等待，加上手术的无果，也许给了二姐不小的打击。

那次手术是在脖子上划开了一个口子，二姐说很痛苦，医生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位置PET提示的肿瘤，结果只好缝合。

广州的医生看到取切片未果，再看了郴州的化疗方案，只说如果在广州化疗，他们的方案会更激进，但在郴州化疗，他们也建议保持原来的化疗方案，毕竟第一次化疗结果显示这个方案非常有效。

就这样，广州等于白跑了一趟，但也算是大家不懈努力的一部分吧，或许主要是为了少留遗憾？

9.病情恶化

从广州回来，全家人也安心了。二姐开始准备接受第二次化疗。第二次化疗之后，二姐去老家住了，大概那个时候的她已经不会再顾忌住在老家姑妈会怎么想了。但在家里住了一两天后，二姐身体不舒服又不得不回到城里。

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时，二姐告诉我她整晚睡不好，胳膊非常麻，麻得无法入睡。我们大家都不明就里，我只能打电话问医生同学。也许是化疗的副作用？后来有一天，二姐非常难过地告诉我，她生活无法自理了，她看东西都看不太清楚了，本来每天早上她会自己下楼散步，可现在她不敢一个人下楼了，因为她无法掌握自己的步伐，似乎她看到的和实际的产生了很大的误差。

我们还是不明就里。二姐那时哭着对我说：我每天早上起来，连给自己穿衣服都要穿半个小时，因为手也不太听使唤，眼睛也看不清楚，但我要坚持自己穿，我如果衣服都要别人穿，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在电话里听着二姐的哭诉，我也好无助。我不知道二姐这是怎么了，不是化疗还挺有效的么？不是肿瘤都消除了么？为什么二姐却变成这样？

二姐再次入院了，这次入院，二姐就没能再出来。

医院，医生怀疑是癌细胞扩散到中枢神经，这种情况需要做脊椎穿刺来确诊，而脊穿手术的风险非常高，必须在ICU的监护设施下进行。于是，二姐第二次被送进了ICU，尽管她一万个不愿意，但强烈的求生欲望还是支持着二姐同意了手术。

我又从上海赶回了老家。再次看到ICU里的二姐，那时她刚做完脊穿手术，极度地虚弱，我看到躺在那里的二姐，眼睛上盖了一个Adidas的帽子，那是她化疗以后买的，她还戴着那个帽子在春天的阳光和鲜花下拍过漂亮的自拍呢！二姐的一个眼睛的眼皮已经塌陷下来了，甚至连嘴巴都有点歪了，二姐已经完全失去了她本来的模样。

我到郴州已经很晚了，连夜陪了二姐一个晚上，那时二姐的胳膊麻呀，需要人一直按摩着，我却并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坐了一天的火车我太累了，时不时趴在病床的栏杆上休息一会。我那时真想好好睡上一觉啊，但现在想想，我那时睡上一觉的愿望，恐怕不及二姐求生愿望的万分之一吧。

从ICU出来，二姐和我讲了她好怕。她说她有一天碰到一个病友，和她聊天，二姐告诉她自己挺能吃的，鼓励病友也要多吃，能吃才能好。二姐觉得病友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可是第二天，竟然有人告诉她，那个病友去世了！二姐说到这里，她说她好怕，头一天还好好的一个人，第二天就走了。

我到现在也无法完全理解当时二姐的心情，是的，我们健康的人，谁能真真切切地理解呢？因为我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死亡，而二姐，那时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种害怕，那时她一定好无助，好无助。

10.地狱般的日子

后来，就再也没有令人欢欣的时刻了。二姐的病情急转直下，一路恶化下去。第一次脊穿的结果并没有很确定的指征表明癌细胞扩散到中枢神经，但症状又是如此确凿地显示中枢神经系统的问题。于是，二姐第三次被送进了ICU，接受第二次脊穿。

谁能肯定呢，是不是这两次高风险的脊穿手术，灭了二姐求生的意志、伤了二姐和癌症抗争的元气？总之，再从ICU出来的二姐，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力，连下床走动都非常困难了。

那时正好有单人病房，二姐还不愿意住，她心疼单人间收费太高了。她一辈子就这么节俭地过着，一辈子就这么为别人着想着。是我们一直坚持，她也没办法，才在单人间住了下来，这一住，就住到了二姐离开这个世界。

第二次脊穿结果出来，确实，癌细胞扩散到了中枢神经系统。那时候，主任找我们谈话，摆在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路：趁着病人还可以勉强下床，医院，说不定还有一搏的机会。第二条路：医院，只能进行相对保守的治疗，而保守中的激进方法就是做脊椎注射，将化疗药物从脊椎中注入，以遏制中枢神经系统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但也只是拖延时间的问题了。

我们和二姐夫、二姐商量，他们医院折腾。也许是去过广州无果的医院并不抱有期待，也许是那时二姐虚弱的身体让他们觉得希望渺茫。总之，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第二条路，留下来，留下来是什么也不做呢？还是做最后一搏，做脊椎注射？

那时，我和哥哥都主张必须要抓住这最后的希望，也许做了脊注会让病情有所好转呢？二姐夫也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唯一需要说服的就是二姐。二姐自从第三次从ICU出来后，就发誓再也不想进去了，而脊注是比脊穿更为险恶的一种手术，弄不好病人就会在手术台离去。

那时，二姐说话还算清楚，还和我表明她内心的矛盾。但我从二姐的语气和神态里，能清楚地看到，她一定还心存最后的希望，她当然不想放弃，她是多么留恋这个世界！

尽管风险这么大，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动摇。也许是我们的坚决感染了二姐，她终于答应做脊注手术了。我们赶快去通知医生，医生再和ICU联系手术，结果却令所有人丧气，ICU拒绝承担手术，因为就在前一周，一台同样的手术失败，病人当场死亡。

我们大家都立刻灰心了，这种灰心一定也感染了二姐。从那一刻起，也许我们全家上下，就都在潜意识里默默地有了二姐别无他路、唯有等死的念头。谁说不是呢？二姐那时的情况，一天天恶化，眼皮越来越耷拉，无法下床，嘴巴也越来越歪，连常规的化疗也无法接受了。

这样的念头怎么能不传染呢？二姐也知道自己被ICU拒绝手术了，也许就完全垮掉了。到底是精神先垮掉的，还是身体先垮掉的？谁能知道？

11.难以接受的离去

二姐几乎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她对死的看法。我甚至怀疑她到最后有能也没坦然地接受死这件事，每次她疼痛难忍时，她就发脾气，埋怨我和哥哥不答应让她去死。但她又始终不太愿意用止痛药，也许是我曾经告诉她止痛药会产生耐药，但她不明白或者不愿接受，弥留之际的她，耐药不耐药根本就不重要了。

我那时就在网上开始搜索临终关怀的一些方法，有一天，我试着慢慢地开导姐姐。告诉她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天给的，她的生死不是我和哥哥能决定的，而是注定的。我们不能人为终止她的生命，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力。我也和她商量，在她剩下的日子里，在有力气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想做的事情，比如给果果说些话，我帮她录下来。也许是从那天以后，二姐才真正意识到她真的要死了，她无法逃避了，或者她也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她快要死了。从那以后，再痛，二姐也没有抱怨过我们不让她死，而情绪也显得平静了许多。

在治疗的后期，二姐非常痛苦，经常全身钻心地痛，这个时候她就需要二姐夫或我们其他人赶快给她按摩，到后来，发展到头痛欲裂，最后的几天，是肚子开始剧痛。

还有就是眼睛充血，嘴里也常常充满血痂，胳膊和腿的皮下布满出血点，鼻子也开始出血。这一切的症状，都应验了我的医生朋友告诉我的，淋巴癌患者，到最后会因为血小板减少，凝血功能几乎缺失，导致内脏出血而亡。

我看到二姐如同地狱般的生活，不止一次地在内心呐喊：天呀，让我的姐姐走吧，让她快点走吧，不要再遭受这样的折磨了！

那时，换了一位主治医生，她几次找我谈话，她说她经验丰富，十分能理解这个阶段家属的心情，看到亲人受罪，就巴不得亲人早点离去。但如果亲人真的离去，却会后悔自己竟然会有那样的想法，只要亲人还活着，亲人的手还有温度，哪怕是多一个小时也好。

是呀，现在想来，就是二姐弥留的最后几天，大部分的时间她已经进入了半昏迷的状态，每次我叫她一声“姐姐”时，她都会大声的回答我“哎！”，这一声回答是多么亲切，多么难舍！

那些地狱般的日子，究竟还有没有温暖的回忆呢？有些片段，让我终生难忘。有一天，我和哥哥到外面饭店吃饭，给二姐夫打包回来。我们在外间坐着，二姐在里间问我们，带了什么菜？我说包心菜，黄鳝。二姐竟然说她想吃饭。于是我们所有人赶紧忙不迭地开始弄饭弄菜。二姐夫把黄鳝肉仔细地弄下来，掰成一小段一小段，我挑了最小最软的包心菜。

二姐夫扶着二姐坐起来，我就开始一小勺一小勺地喂二姐吃饭，那是二姐好久以来吃过的第一顿米饭，那一顿，二姐吃掉了掰好的所有黄鳝，加上米饭和包心菜，足足有小半碗。我还记得二姐夫开心地说：好厉害，今天要表扬！谁曾想，那是二姐在世上的最后一顿米饭。

二姐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回家睡觉，刚躺下二姐夫就打来电话，说二姐心跳到了多，怕不行了。医院，那一晚，我们四个人，守在病房，十二点多了，二姐迷迷糊糊地喊，要喝粥，喝她老人家熬的粥。

于是，我跑出住院大楼，在空旷的半夜里急速地寻找买粥的店，真的找到了一家瓦罐粥的店。那时，在寒冷的半夜里，我拎着那碗热乎乎的瓦罐粥，我为二姐还有想吃的东西高兴，也为自己还能为二姐效劳满足。

瓦罐粥二姐确实喝了，只喝了一口，她说不是她要的粥。结果，这一口粥，就成了二姐在这世间最后一口食物。

第二天上午，二姐在迷糊中说：在所里找一个人，所里找一个人。也许是冥冥之中她已经知道自己即将离世，而那时最亲的亲人中，唯有哥哥不在身边，当天哥哥安排了坐火车去苏州出差。

我给哥哥打电话，哥哥正在火车上，我让哥哥赶快下车吧，二姐的迷糊话必定是想让哥哥别去出差了，在律师事务所里找一个代替他出差。

中午十二点多，哥哥赶回了郴州。叫二姐，二姐还能清醒地知道是哥哥终于回来了，哥哥拉着她的手，二姐对哥哥说：哥哥，我好难受，我好难受。这恐怕是二姐在世上最后清醒的一句话了，这句话也幂幂之中道出了二姐这短暂的一生，苦苦纠缠其中的情绪。

下午，家里几乎所有亲人都来了，四点多，二姐拉出了肚里五脏六腑出来的血，我仔细地帮二姐擦洗干净后，拎着桶到卫生间洗毛巾，我那时在脑海里竟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毛巾还要洗干净么？还用得上么？然后，我就听见外面叫我，二姐不行了。

我出来，看到心电图猛地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线，我再看二姐，二姐的头歪到了一边，表情很平静，就像一个柔弱的小孩。二姐咽气了。。。

我相信二姐的灵魂那时还在，爸爸过来了，努力想帮二姐合上双眼和嘴巴。我不住地告诉二姐，不要怕，不要怕，爷爷和奶奶在那边等着她，要乖乖地把眼睛和嘴巴闭上。

我不知道二姐的灵魂那时有多痛苦，看着她最亲的亲人围在她的遗体边哭泣，她只能孤独地离去，而我们再也听不到她了。

二姐就这么永远地离开了，从此，天人两隔。

12.逝者已矣，生者共勉

我今年35岁，二姐癌症治疗期间陪伴她的三个多月，让我尝到了人生更多的滋味。有很多体悟，也许是我再花10年也无法得到的。

人的一辈子，说长是比较长，说短也很短。二姐短暂的三十八年生命，大多数时候，都纠缠在与姑妈不能调和的关系中。如果再活一次，二姐会如何选择呢？我相信，她要么，会勇敢地解除和姑妈的关系，毕竟，为什么二姐要承担姑妈一生未婚带来的苦果呢？她要么，就勇敢地选择和姑妈分开居住，毕竟，一家三口一起生活是她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

但二姐生前都没有这么做，不管是出于善良，还是顾忌周围人的眼光。二姐在乎了别人，却亏待了自己。

再把目光转回到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有苦苦纠缠的情绪？勇敢跳出来还是苦苦纠缠直到生命的终结？

每一天都不平常，苟活还是不苟活？答案在我们自己的每一次选择当中。